10月1日在华盛顿召开的西方七国特别会议(G7)，由于中国的两位部长级财金高官的首次应邀出席，吸引了更多世人的关注。在这个被称为“富人俱乐部”的国际会谈场合，人民币汇率制度再次成为会议的焦点。美国本来希望此次会议确立中国汇率改革的时间表，但美国财长斯诺在G7与中国部长对话会后也不得不承认，此次会议没有就中国汇率改革提出时间表，只是希望“越快越好”。出席此次会议的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和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向世界正式提出了中国汇率制度改革的主要目标：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人民币“价格”和石油价格同样重要

　　主持人：为何此次G7会议的两大焦点是石油价格和中国的汇率制度问题，人民币汇率缘何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陆红军：这次会议主要讨论的是两个价格：石油价格和人民币“价格”。石油价格的波动对于全球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但人民币的国际价格如今同样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这反映出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地位的不断上升，中国与世界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不可分，人民币“价格”与石油价格一样，成为全球经济运行的要素之一，人民币汇率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

　　主持人：1985年的时候，日本也是迫于压力，签署了所谓的“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升值，此后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如果人民币升值，将会给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周边经济环境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周宇：现在中国汇率制度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去年有很大差别。去年9月份的时候，人民币升值压力一度达到最高峰，曾经有言论认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但今年上半年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基本没有出现顺差，中国的贸易收支只有对美国是顺差，对日本等大多数国家都是逆差，一些国家的态度也开始随之发生转变。日本最早提出人民币升值问题，但其国内本身也有不同的意见，认为日本输出的是高科技产品，并且有大量的企业在中国投资设厂，如果人民币升值反而对日本企业不利。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日本逐渐在淡化对于人民币升值的要求。美国的态度本身比较矛盾，在中国汇率问题上并没有单一的要求人民币升值，而是要求中国扩大“汇率弹性”，也就是按照市场化的原则扩大汇率变动区间，考虑到美国今年面临大选，也有可能是政府在作秀给选民看。

　　孙立坚：其实，中国的汇率制度一直在面临着“两难”困境。对于中国的大多数企业来说，已经习惯了多年来基本固定不变的汇率制度，汇率变动的风险完全由央行来承担。另外一方面，商业银行的改制大业尚未完成，国内金融制度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开发滞后，企业和银行都缺乏有效的风险规避机制。如果汇率贸然变动，企业利润缩水，必然会造成新一轮的银行不良资产增加，对于正在进行中的商业银行改制，将是毁灭性的打击。另外，与当年日本的处境相比，中国目前面临的国内外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日元当时确实面临升值压力，目前中国的处境也有些类似，但中国是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中国汇率制度变动将波及亚洲大部分国家，给全球经济带来不确定性。

　　陆红军：首先影响的是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如果人民币升值10%～20%，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将会蒙受重大损失，考虑到成本效益问题，甚至会出现大量外资企业在中国撤资现象，会严重影响中国的投资环境。此外，中国出口贸易也会受到影响，并波及国内的就业问题，影响稳定大局。

　　人民币面临三种升值压力

　　主持人：在去年初的G7会议上，日本财务大臣盐川正十郎就抛出了人民币应该升值的论调，提议把人民币汇率问题作为一项议题正式讨论，并要求其他国家通过类似于1985年针对日元的“广场协议”，逼迫人民币升值。时隔一年，如今美国等国家又希望确立中国汇率改革的时间表。如今，中国汇率制度改革以及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究竟来自哪里？

　　孙立坚：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反映出日本所谓国内“产业空洞化”问题，这是日本提出这一议题的深层次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日本对外投资的企业和政府的态度是对立的，日本的企业利用了人民币被低估的好处，在中国投资设厂，产品销往欧美各地，从中牟取国际贸易好处。但由于大量的企业在外投资，日本国内近年来一直存在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就业压力增大的问题，经济复苏缓慢，政府希望人民币升值缓解国内的经济问题。

　　其实，由于中国一直实行的是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9.１1”之后，美国开始明显实行的“弱势美元”政策才是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根源。如果当前美国采用里根时期的强势美元政策，中国汇率政策根本就不会出现当前这样的问题。

　　周宇：我认为，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首先是来自国家之间外汇交易的市场压力；其次是各国政府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博弈，也就是政治压力；最后是政策性压力，比如中国近期的CPI指数居高不下，尤其是主要来自农产品及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中国经济面临短期通货膨胀的压力，政府有可能考虑人民币升值。从现在中国汇率制度的国际环境来看，市场压力开始减弱但没有消失，政治压力逐渐弱化，政策性压力是否将成为汇率制度改革的主要压力，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主持人：这次G7会议上，中国正式提出了汇率形成机制的主要目标是“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有选择、分步骤地放宽对跨境资本交易的限制，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如何理解这一汇率政策？

　　陆红军：这反映出经过20多年的对外开放后，中国在国际贸易中不再盲目追求贸易顺差，而将采取更加合理、更加市场化的贸易手段保证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推进汇率制度改革和完善，形成更加适应市场供求变化，更为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形成和运行机制。

　　“盯住美元”何去何从

　　主持人：1995年以来，中国一直在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如今美国实行“弱势美元”的政策，人民币面临空前的升值压力。有意见认为，中国应当适时改变目前的汇率政策，转而实行盯住美元、欧元、日元等的“一揽子”汇率政策，也有人认为应当实行每年上涨一定百分点的“缓慢爬行”汇率政策。

　　孙立坚：理论上来说这几种办法都可行，但“缓慢爬行”的汇率政策给国际游资留下了巨大的套利空间，不可采用。而“一揽子货币”的汇率制度存在一定的技术层面的操作难度。实践证明，固定汇率制度和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都有一定弊端，一个国家的汇率制度设计将趋向于所谓的BBC制度，即中间汇率制度。中间汇率制度又有几种选择，你刚才所说的盯住一揽子货币(Basket)的汇率政策目前新加坡等国在采用，比如盯住美元、欧元和日元等，根据国家对几个主要经济实体的贸易额度确立这几种主要货币之间的权重。这种制度好处在于缓解了本币的升值压力，减少了套利空间，但增加了技术层面的操作难度，需要国内金融创新及金融衍生产品的开发，企业难以把握国家汇率政策，经营情况受汇率影响较大。

　　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中国汇率制度应选择适当的时机，采取盯住一揽子货币、中心汇率制度或者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