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已经排到全球第三位，今年的增长速度仍是如此迅猛，虽在大好形势之下，但似乎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25年来，中国的外贸增长率年均仅17％，今年的增速却达到了36％。原因有三。首先得益于外资的高速增长，在整个外贸总额中，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到57％，而今年1至9月外资的增速仍达35．6％；其次是基于钉住美元的汇率体制；第三则是受惠于外贸体制改革，今年7月1日外贸经营权彻底放开，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质优价廉的产品得以驶入通畅的外贸渠道。
然而，上述原因之中也潜藏着中国外贸面临的问题和难点。中国进出口规模的快速攀升和贸易大国地位的迅速崛起，必然彻底改观目前的国际贸易格局，难免激发进口地政府和民众的抵制情绪，引致贸易摩擦。这正是近年来中国外贸快速扩张中面临的基本处境。中国企业遭遇的反倾销案件数量还不多，涉案金额也不过数十亿美元，但却在以300％的速度递增；若再考虑他国实施的技术壁垒和保障措施，中国则有数百亿美元的商品受到冲击。因此，中国必须尽速构建对外贸易的协调与救急机制，包括强化同当地的商业沟通与文化认同，审慎应对贸易摩擦高发期的到来。
其实，仅仅从数字上欢呼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的贡献难免有误导的成分。外资企业进口额占中国总进口额的55％，出口则占到60％的份额，而外资基本上是把中国当作外包性质的加工和组装基地，利用的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在总价值的创造中，销售端的品牌价值和研发端的技术价值都不在中国，中国人创造的是密集劳动的价值。当然，这是中国人获得就业和学习技术的过程，但是仅仅追求进出口的规模而没有价值创造的提升，中国人在国际经济分工与合作中就会处于劣势的地位，外贸数字攀高的意义就会非常有限。
国家对于外贸的支持措施也一直受人诟病。出口退税政策虽然是被ＷＴＯ规则所允许的，并且其已成为国际贸易的惯例。在国家缺乏足够外汇以备进口之需时，此项政策是必要的；但在今天，中国的外汇储备每年增加1000多亿美元，中国不得不把外汇用来购买美国的政府债券，此时出口退税政策就显得作用不大。
更严重的是，出口退税政策造成巨大的财政负担。正是由于国家对出口企业拖欠了巨额的退税款项，才使得国家决心实施新的出口退税政策，但是实施10个月来的效果不佳。虽然税率总体降低3个百分点，且确立了中央75％和地方25％的分担比例，但仍然给财政造成负担，一些省份今年的欠税正在大幅度增加。
特别是，出口退税政策也造成巨大的税收行政成本。此项政策限制了跨地区跨省市的采购出口。例如，深圳的采购出口占到90％，深圳外贸公司若采购湖南玩具，在深圳报关出口，那么生产流通环节的增值税由湖南政府征收，但在出口环节深圳政府却要负担出口退税中地方财政承担的25％部分。也就是说深圳没有从玩具出口中获得税收收入，但却要付出退税资金，这就强化了地方保护。同时，“免抵退”，财政挂账，退税由国税局征收后再由中央向地方返还等措施的实施，都大大增加了税收行政的成本。
此外，防止出口企业和假冒出口企业经常性的骗税，也是税收成本居高的方面之一。目前出口总值达到4000多亿美元，约是3．2万亿人民币。退税率降低3个百分点后，约为14％，一年退税就是4400亿元，企业从中骗税数十亿上百亿元已经不是新鲜事，税务部门杜绝这类骗税的行政成本和防腐代价都是很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