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9月18日，中国武汉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下称武汉国合）作为“借款人”为实施出口德国4艘12000吨散货船项目向“贷款人”中国进出口银行申请出口卖方贷款人民币2.2亿元，并签订了《出口卖方信贷借款合同（项目贷款）》，合同中约定了武汉市商业银行（下称武汉商行）作为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代理行，据此中国进出口银行、武汉商行、武汉国合签订了《委托代理协议》；合同中还约定由武汉商行作为武汉国合的担保人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其方式为质押担保。武汉商行在与武汉国合签订《担保协议书》并取得由武汉国合和江西江州造船厂联名出具的《承诺书》和《不可撤销承诺书》后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出具了《保证函》和《不可撤销的反担保函》，《承诺书》和《不可撤销承诺书》中确定武汉商行对武汉国合在江西江州造船厂的4艘12000吨在建散货船（工程编号A458、A459、A460、A461）享有抵押权，武汉国合与武汉商行签订《在建船舶抵押合同》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武汉海事局办理了4艘在建船舶的抵押登记。2004年2月，武汉国合未经武汉商行同意将船体号A458船名为“大洋1号”轮转让给德国凤凰航运公司。并且当时仍在江西江州造船厂建造的3艘船舶资金缺口为7000多万人民币。
2004年5月22日，武汉商行以武汉国合违反在建船舶抵押合同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由其对船体号为A459、A460、A461的三艘在建船舶（大洋二号、大洋三号、大洋四号）实施接管，并负责组织完成对上述在建船舶的施工、建造及出售。
武汉海事法院立案后，由副院长饶中享任审判长，海商庭副庭长汪水松承办，组成五人合议庭。合议庭组成当天就对案件进行了评议。合议庭分析认为：1、案件重大，如不妥善解决纠纷不仅会造成巨大损失，而且会影响对外贸易；2、法律关系较为复杂，案件涉及抵押、借贷、担保、委托、船舶建造及买卖法律关系，理顺法律关系是审理案件的基础；3、案件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涉及面广，事涉两省两国，利害关系人计五家，各方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4、主体及诉因特殊，本案原告武汉商行是被告武汉国合的担保人，诉讼请求是“接管”，这在同类案件中是不多见的，必须正确认定其法律属性；5、涉案标的额大，合同总价款为4948.48万美元约人民币4亿元，争议标的额1.65亿元，是武汉海事法院建院以来受理的最大案件；6、时间紧迫，本案所涉船舶处于建造过程中，船舶建造的资金缺口大，若不及时处理好，船厂工人离散，后果不堪设想。合议庭分析案情后，明确提出本案审判的指导思想：1、审判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对外贸易服务，充分体现“司法为民”；2、实行全透明度办案，既要将案情告知国内利害关系人，又要告知外国利害关系人；3、强调合议庭成员及书记员要严守审判纪律，确保廉洁办案；4、对成员进行明确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5拟定了审理进度和审判方法，即对双方当事人没有争议或争议不大的事实先逐项确定下来，对存在争议的事实或观点组织当事人进行协商讨论，然后由法官予以释明。整个案件处于高效而又有条不紊的审理中。在立案的第三天，承办法官就组织双方当事人协商，并形成了由武汉商行投入资金的框架协议，同时由武汉商行投入船舶建造资金2269万元，江西江州造船厂恢复生产，使“大洋2号”轮于2004年6月21日建造完毕（试验）下水，并在法院主导下，于7月21日向德国购船船东交付，收回船款960万美元。
这一审判活动使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感到审判效果的初现。8月19日，合议庭主持武汉商行、武汉国合进行调解，同时邀请案外人中国进出口银行武汉代表处首席代表李岳明、江西江州造船厂厂长汪三龙协助调解，法庭重点对合同“接管”的含义予以了释明，双方当事人终于9月1日达成由武汉商行接管A460、A461号在建船舶的调解协议。
本案的调解结案，对武汉商行而言，实现了抵押权利，解除了担保的风险；对武汉国合而言，其贷款的风险已完全转移，应该得到的代理费丝毫没有减损；对江西江州造船厂而言，船舶建造出现的7000万资金缺口得到填补，已停止的生产局面得以恢复，船厂在面临破产的绝境中获得重生；对中国进出口银行而言，其贷款的风险因四条12000吨散货船的完整交付几乎不存在了；对德国船东而言，他们对江西江州造船厂因资金缺口巨大可能申请破产，导致剩下的12000吨散货船项目无法完成的顾虑也因本案的调解得到了消除。
本案的调结，是武汉海事法院围绕“公正与效率”的司法主题、切实践行司法为民要求的生动体现，搞活了企业，促进了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为武汉海事法院赢得了当事人的一致称道，江西江州造船厂在致本院的感谢信中写道,“衷心感谢贵院对本案协调工作所作出的卓有成效的努力，并对承办法官在本案中付出的辛勤汗水、体现出的职业道德素质表示由衷的敬佩。”
